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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步进入互助时代:以更低门槛提供保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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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厄运时常来得悄无声息。一位保障行业从业者回忆,她探访过的用户中,有大学生毫无征兆地晕倒在寝室;有人颤抖着从检验窗口接过病理报告,看一眼便嚎啕大哭;还有一对父母在平静的早上接到电话,对面一片慌乱,“你女儿被车撞了”……

  一名8岁男孩因重症截肢后,被母亲丢在了医院;一位17岁的少年骑摩托撞倒了农村男童,手术费需要7万元,双方都拿不出,羞愧且绝望的少年便从医院的10楼跳下;深圳的一位母亲跳楼,是想赚得30元万元人身保险金,治疗儿子的脊柱炎;当两人都有癌症,女儿又患红斑狼疮时,一对夫妻决定抽签,一人放弃治疗,为孩子省下治病的钱。

  财政部数据显示,2017年,我国个人医疗费用支出约占医疗总开销的28.8%——这被视为医改的一大成效,此前,该比例高达40.8%。不过与众多发达国家10%左右的数据相比,仍有下降空间。原国家卫计委的一位官员表示,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,42%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。

  人们想尽办法弥补医药费中社会保障所不能涵盖的三四成。目前,在发达国家最常见的方式是购买商业保险,但这种方式在众多国人眼中门槛高,不实惠,覆盖率低。当下,中国大陆商业保险支付医药费的占比仅为4.5%。每10个人中只有一人购买了商业健康险。

  互联网带来了新的选择。近些年,一种宣称能以更低门槛提供保障的“网络互助”新模式开始兴起。

  它与传统保险截然不同:不再预收大笔保费,没有资金池;在互联网上组成用户群,只要符合平台规则,群体里一人落难,其余参与者按照约定,必须拿出互助金,风险共担。

  2016年被称为“网络互助元年”,那一年诞生了300多家网络互助平台。接下来3年中,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起上亿用户,也爆发了破产,清退,甚至卷款跑路等众多乱象,遭监管部门屡次警示。

  但直至今日,仍有越来越多互联网公司投身于此。巨大流量涌动下,数以亿计的用户在屏幕端轻轻点击,怀抱对未来的期待,投身这场前途未卜的大型实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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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创办水滴公司之前,沈鹏是美团的一名管理者。彼时美团有3万多名全职员工,十几万名外卖配送员,“今天有人受伤,明天有人癌症,后天又有谁家家属出事。”为此,沈鹏在公司内屡次组织捐款,但他发现,筹款额逐渐变低,讨论保险的人则越来越多。

  讨论的人多,买的却不多。纠结点在于:能返本的储蓄型保险,动辄缴纳几万元、十几万元;一次性购买的商业健康险,一年至少几百元,只要自己不出事,感觉就像“打了水漂”。

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、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·泰勒曾说,保险几乎是金融业最难销售的产品——先掏一大笔钱,却没有可见回报,“回报”发生意味着先有损失。“痛苦”在前,人们潜意识必然反感。

  “怕得病,可又觉得保险贵。”2016年,沈鹏从美团辞职,创办水滴公司,随即推出水滴互助。

  他很快从创投基金处拿到了钱。资方的信心在于,从全球维度看,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7500美元上涨至9500美元,尤其经济由直线增长变为波动增长时,保障行业都会迎来显著上涨。这意味着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些钱,同时对未来开始谨慎,因此谋求保障——这两个模型都与中国高度吻合。

  这样的信心的确在被印证。2018年10月,支付宝在其客户端内推出相互宝。这项“大病互助计划”为符合条件,遭遇大病或严重意外的参与者,一次性给予最高30万元互助金,截至目前,吸引了8000多万人。

  “网络互助几乎没有参与门槛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说,“比起商业保险,它事后均摊,每人每次出资额很少。”

  在相互宝今年8月上半月的扣款公示中,500人向另外7732万名参与者申请了救助,原因包括癌症、开颅、心肌梗塞等。为帮助这些素未谋面的网友,7732万人,每人拿出了1.47元。

  相互宝曾承诺,2019年的单人分摊总额不会超过188元。而市场上的保险类产品,以30岁人群为例,一次性给付30万元的重疾险,每年售价至少三四百元,年纪越大保费越高。

  张卫平(化名)和妻女都加入了相互宝。他出生在河南农村,刚在城市站稳脚跟,没有积蓄,孩子还没上幼儿园。

  女儿意外从高处摔下,送进ICU,继而进行开颅手术前,张卫平从未将这东西太当回事——在手机上看几项告知,勾选两下,就成了“用户”。之后每半月扣一次互助金,都是几毛钱。以至于术后已有数万元欠账的他,咨询医生时毫无底气:这东西买得太简单,我娃能拿到“赔付”吗?

  互助产品普遍试图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,比起传统的保险模式,它们更加透明、公开、简单。不同于保险公司预收保费,设置复杂的合同,众多互助平台都只有简明扼要的注意事项、健康告知,并列明管理费,和互助金一同征收。

  “要吸引那些保险原本触及不到的群体。”沈鹏说,水滴互助一度参照保险业合同设置加入条件,却让很多用户认为过于严苛,“渗透率注定上不来。”蚂蚁金服副总裁、保险事业群负责人尹铭也介绍,为了令健康告知等规则尽可能通俗易懂,相互宝内还有一个“语文组”,任务便是细抠条款表述。

  与传统保险的消费渠道相比,互联网平台更谙熟吸引用户自行前来——支付宝的巨大流量为相互宝带来了便利;而在水滴公司的另一个知名产品“水滴筹”处,为困难家庭捐助后,往往会弹出一个页面,询问是否要加入水滴互助。

  对于张卫平来说,网络互助是他家唯一的商业保障。女儿术后恢复只算一般,左眼在术后一个月才睁开;3个月来,她仍无法行走,握不住细小的东西。医生告诉张卫平,女儿尚有恢复的可能,但需要几十万元。

  相互宝的30万元互助金变得至关重要。他为女儿前去申请,结果令他意想不到:调查发现,女儿曾患肝炎,不满足加入条件,无法获得互助金。

  他如梦初醒:原来互助和保险一样,都有加入条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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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卫平啼笑皆非。调查所说女儿患过的肝炎并非普通人熟知的病毒性肝炎,是新生儿群体中的常见病,“比感冒还好治,现在成了遭拒赔的‘重疾’。”

  一番纠缠后,相互宝告知,这起争议案件如想获得互助金,必须通过赔审团赔审。这是相互宝设置的,为解决争议案件的最后手段。

  互联网平台追求着“普惠”“低门槛”,但规则难免有模糊的区间。当申请救助者被拒理赔,模棱两可的条款难免引发争议。

  另外,网络互助也不具备保险行业那样的线下销售人员,这些人员本可以指导用户阅读合同、健康告知,许多保险公司在保单签约前核保,避免事后再为是否符合投保条件争执。

  目前在网上检索,相互宝、水滴互助等多家主流互助平台,都有因“拒赔”引发争议的案例。

  相互宝试图用集体投票的方式解决争端。相互宝的8000多万用户中,目前有100多万通过了线上考试,成为了“赔审员”。在为期24小时的赔审中,他们将就是否给予救助进行投票。最终,多数方意见将决定是否给予互助金。

  在张家之前,相互宝的第一起赔审案发生于今年3月。申请者唐先生2018年10月加入相互宝,12月跌入深坑,陷入重度昏迷。可核查时发现,他曾于2016年9月因皮肌炎住院,并连续服药3个多月,违反了“近两年内没有连续服药超30天”的加入条件。

  许多相互宝员工知道,申请家庭因治疗已花费50多万元,孩子恰又读大学,十分困难。而且病人违反的条件其实很难界定——家属宣称,拿回的药只是断断续续地吃,那究竟怎样计算“连续服药30天”,依据开药记录还是医生于病历中的明确要求?

  这一切只能交给赔审团。不少赔审员质疑申请家庭“不诚信”“带病加入”,批评的留言在讨论区被越顶越高。

  病人家属赔审当天一次次给相互宝官方致电,语气逐渐焦急。最终,对方直接要求,“把赔审撤了吧!我们有脸面,病人刚苏醒,受不起非议!”结果,赔审开始5小时便宣告终止。

  张卫平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,他也不想上赔审团,“可现在没人能做主。我没有办法。”

  保险公司预收保费的模式为其在保障、理赔时赢得了更多主动权。加之保险是用户与保险公司间的私人契约,只要双方愿意,产品价格、理赔范围都能协商调整。

  “而互助作为群体公约,所有人的标准必须完全相同。”相互宝的一位负责人承认,要被几千万人同时认可,意味着平台缺乏协商空间。规则则必须更加严密。

  在尹铭看来,争议在早期在所难免。相互宝的逻辑是,在处理争议过程中,伴随经验积累,规则迭代,模棱两可会越来越少。至少,唐先生违反的条件在陪审后就得到了完善:“连续服药30天”的认定条件变为“医嘱表明”。

  不过,赔审制度不能解决不断扩大的人群提出的所有挑战。根据相互宝公布的每期花费,7月下半月的一期,需救助人数为496人,人均分摊费用为半月1.48元,与5月每位用户只需分摊5分钱的花费相比,增长了近30倍。不少用户议论纷纷。

  依照相互宝回应,近几个月,之前集中加入的大批用户,纷纷度过90天等待期,在此基础上,不少需要救助的用户申请,并完成线下核查,因此救助案例激增;加之平台上目前参与分摊的普通成员增速,不及需要帮助的成员增速,导致人均分摊费用增加。

  但这套解释无法完全打消人们的质疑。6月,一则广为流传的谣言称:可以将病毒故意植入体内,造成并不难治愈的甲状腺癌,以骗取相互宝的30万元互助金。

  “生气,沮丧。”相互宝的运营人员说,这在科学层面纯属无稽之谈,“为‘透明’‘公开’做了那么多,一则谣言的伤害却很大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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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30万元额度保障,不要钱!”“加入互助,倒送3元红包”,这些主打“便宜”的宣传口号,一度在2016~2017年大肆流行。那也是大量资本乃至热钱涌入互助行业的两年。

  在沈鹏的记忆中,那两年最热闹,也最混乱。有的互助平台扣了用户大量互助金,却连一次像样的受助人公示都没做过。

  一些平台推出了匪夷所思的产品。例如一则“糖尿病互助计划”,19元加入,最高赔付30万元,竟号称“不管是否罹患糖尿病,都同样加入”,还声称经过了专业保险团队精算。

  《南方都市报》曾于2018年展开一项调查,发现有些互助平台客服电话无人接听;还有一家平台标注的电话被拨通后,对方语气茫然,对所谓的平台一无所知。

  另外一家已开展9个月,汇集数十万人,数百万元互助金的平台,竟无一人申请到救助。

  可能是诈骗,另一个可能则在于,平台是真的,但参与者并没那么多。有该行业从业者曾自曝:为积累用户,吸引投资,也增强参与者信心,行业里不乏高额补贴、不实名认证即可参与等行为。

  一位首都经贸大学的学者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了更为系统性的风险:当缺乏权威监管方,平台理论上可以虚构病历、套取互助金,甚至制造庞氏骗局。因此鲜有第三方基金会或银行愿全面托管互助金,用自己信用为平台背书。

  2016年,保监会曾连续3次对互助行业下发警示,整治网络互助平台没有保险资质,缺乏合法的准备金,也没有官方认可的精算环节,却给予消费者能获得近似保险般“刚性赔付”的虚假预期,甚至采用各种擦边营销手段大肆推广。

 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李晓林曾撰文提醒,以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发生率作为参照,即使只算6种主要大病,30岁男性的发生率大约为万分之八,51岁男性发生率大约为万分之八十。这意味着,30岁的男性群体间,想实现30万元的互助计划,每人每年应分摊240元;51岁的男性群体,每人则需要分摊2400元。如果涵盖更多疾病,费用更会水涨船高。

  但目前,几乎所有互助平台上的发病率和人均花费,都远低于这一数字。对此,诸多平台的回应趋于一致:参与群体仍偏向熟悉互联网、高素质的年轻人群,加之严格的风控核查,因此风险较低。

  这意味着,参与互助的年轻人某种意义上“补贴”了其他参与者;而且,随着互联网、移动支付进一步普及,用户年龄趋于平衡,均摊费用可能增加。

 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教授何小伟等人在其论述中也表示:网络互助平台一旦难以对每一起互助事件充分调查,会引发平台支付更多互助金,成本直接转嫁到所有会员身上,进而造成会员流失,陷入恶性循环。

  一位互助行业从业者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,互助不能像传统商业保险“抓大放小”,对保额不高的案件适度宽松核查,既为了维持规则、共识,也有对成本的考量。这直接导致平台核查量大,支付互助金的进度被拖慢。

  今年6月,一位相互宝的用户在自媒体发布公开信称:自己4月5日被确诊为宫颈癌,直至6月都未拿到互助金,“晚期病人可能都耗死了”。而另一家商业保险公司,4月当月就完成了理赔。

  相互宝当时对此致歉,称对审核所需材料的告知不到位,拖延了时间;调查周期也确实过长,今后将加速。

  不仅是相互宝,用户增长快的互助平台,线下核查能力是普遍的“短板”——现阶段,大多平台只能与第三方调查公司合作。代价则是高额投入。

  也有互助平台一度不再寄望于商业经营,主动向慈善公益转型。然而,民政部于2017年7月颁发了文件,明确“公开募捐信息不应与商业筹款、网络互助、个人求助等其他信息混杂”。依照慈善法,慈善是自愿、无偿向慈善组织赠予财产,不能预期获得回报。

  监管表态后,2017年,互助行业顷刻迎来“关停潮”。仅在当年头10天,就有5家平台清退所有用户,宣告关闭。

  在朱俊生看来,网络互助用商业逻辑运作,只要合理竞争,能增强老百姓保障。“有关部门的难题是,如何在防范风险,维护消费者权益同时,给新生事物留下创新的市场空间。”

  在与相互宝沟通的3个多月里,张卫平想的,仅仅是尽快拿到30万元。他做了最坏的打算,咨询了律师,得知互助行业目前属于监管真空,维权途径只有参照民法起诉,这将花费漫长时间。

  在那之前,他说,女儿的相互宝莫名其妙被退出了,客服坚称是他自己操作失误;他要求平台出具一则不予拨款的情况声明,也遭到了拒绝。

  “没有局外人想的那么美好。”张卫平彼时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,互助平台一再宣传公正、透明,“可解释权却在他们自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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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整个6月,张卫平担忧并纠结着,他担心在即将到来的赔审中,他会像唐先生一样遭到人们的诋毁。如果不是被逼无奈,他不想去朋友圈众筹,“就像是乞讨,太凄惨了。”他也抱怨自己,发生这事之前,“对保险啊,规则啊,一无所知。”

  2018年2月,一则《流感下的北京中年》的长文刷屏,主人公有房,有车,有存款,工作稳定优渥。可岳父的一场流感却让他的生活失去了控制:

  “人工肺开机费6万元,随后每天2万起。家里所有的理财、股票卖掉,再加上岳父岳母留下来养老的钱,理想情况下能撑30~40天。掏空积蓄后,老人还是去世了。”

  那篇平铺直叙的文章爆红,让朱俊生意识到,“老百姓对保障的需求,不安,十分迫切。”可现实却令他无奈:老百姓害怕得病,可选择能抵御风险的保险时,仍追求省钱,最好能返本,不愿为保障埋单。

  曾任相互宝产品负责人的方勇调研时发现,一款看似保额100万元的返本型保险产品,将合同拆解后,针对重疾和意外的保额实际只有几万元。

  人们的偏好最终形成了保险行业的“怪圈”——实际保障力度很低,类似理财的长期储蓄型的保险,销路很好;真正“一次性掏钱买保障”的健康险,尽管超过八成的产品,每收取100元保费,80元以上都赔给了用户,却只在保险市场占极小份额。国内数家专门经营健康险的公司,长期处于亏损。

  加之整个保障领域,社保依旧是绝对主流,商业健康险不成规模,缺乏资源和话语权,既缺乏条件迅速提升管理、精算、风控、核查等能力,很难识别带病加入、虚报病情等保险欺诈者,也没有与医院等医疗机构交涉的筹码,无法接入医疗体系,管控医药花费,防止医患过度医疗。

  因此,为了控制高居不下的成本,健康险产品多多少少要在售价、保额、疾病保障范围再作出调整,不少产品将理赔仅局限于公立医院就诊或住院。老百姓也因此更觉不划算,影响了购买欲望。

  而网络互助平台所瞄准的,正是当下商业健康险尚未能覆盖的市场。

  去年,《我不是药神》走红时,曾有保险公司拉着满满一车客户集体观影。

  “药神”现实原型陆勇可能更有“教育意义”:他是工厂主,家境殷实,仍旧无力承担白血病一年近40万元的药费,只能依靠仿制药在绝境中自救。

  这部电影一定程度上替保险公司做了一场“用户教育”。但商业股份制保险公司在目前市场下仿佛陷入了怪圈:只要目的是盈利,老百姓便可能自觉陷入“对赌”——反正你赚了,我就赔了。

  在方勇眼中,如今保障行业的一大问题是,用户、互助、保险三方之间,有没有“共赢”的可能?

  “网络互助不是要和保险厮杀、抢饭碗,而是一起培养、满足大众保障的需求。”他说。

  方勇举了个例子:相互宝在用户40岁时,会将互助金额由30万元断崖式下降至10万元。这既是风控的需要,也是利用用户厌恶风险的心理,督促其添置更全面的保障。

  沈鹏说,通过水滴互助、水滴筹向用户传达投保理念,提升保险意识,水滴公司目前与60多家保险公司合作,已经是多家主流保险公司最大的健康险分销平台。

  “现在是国民保障普遍不足。”他说,“蛋糕还远远不够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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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,截至2018年12月,国内11家主要网络互助平台,累积参与人数已超过1.5亿人次,累计互助金额接近11亿元。过去一年,包括支付宝背后的蚂蚁金服,多家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了互助领域。

  在朱俊生看来,大公司下的大平台,对用户是件好事。“当平台上用户足够多,它就有了近似刚性兑付的能力。”

  但之后呢?很多人指出,当一切环节都“透明”,参照商业健康险的现状,互助似乎也绝非一门能独自赚钱的生意。

  “未来,无论是网络互助还是商业健康险,都不再靠直接收取费用赚钱,而应把目光投到医疗上下游,收获服务费。”沈鹏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,“在国外,类似的商业组织被称为医联体,保障机构与医院等密切合作,串联起人身保险、就医贷款、医疗服务、健康保健等一系列产业。互助、保险仅扮演‘入口’。”

  但是否能打通医疗机构,和主流公立医院谋求深度合作,是互助和保险面临的共同困境。如果不能打通,不仅意味着产业链上预期的盈利空间都难以实现,也导致保险和互助都在线下庞杂工作中,消耗着巨大的核查成本。

  朱俊生打了个比方,“打通医疗信息,就好像架起了高速公路,保障行业才能提速。现在是在泥地上跑。”

  过去几年,方勇和同事们一度试着挨家医院登门拜访、谋求合作。有的医院连办公室都不让进;有的医院有熟人牵线搭桥,对方仍旧一脸为难。他渐渐发现:每家医院的管理系统不一,且全天满负荷运转,实际谋求合作的难度很大。

  在方勇看来,医院等机构缺乏改变动力,还因为比起主流的社保,商业保险和互助均是杯水车薪,合作看不到收益,出事还要担责。“平台这么多,可能良莠不齐,向谁开放不向谁开放也需要标准。”

  但改变同样迫切。近20年,医疗费用的年均增长率为18%左右,远高于同期GDP增速。这意味着,如果没有更多社会力量投入,民众需要自己承担医药费有可能越来越多。

  6

  6月中旬,张卫平女儿的赔审案终于在相互宝上线了。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。24小时内,111700人参与了投票,69.4%的人支持给予救助。

  点赞最多的评论由一位外科医生留下。他说:黄疸很少损害肝功能,同行的不严谨,愿家属原谅;希望女孩以后能正常生活、工作、穿上婚纱;父亲一定翻阅了很多枯燥的医学书,父爱伟大!

  尹铭称,第一起赔审案后,团队对赔审制度作出了改进。比如投票前再增加一则有关本次案情的简单考试,确保赔审员通读了双方陈述;事先与申请人沟通,鼓励其寻找专业人士作参谋,帮忙撰写陈述,也提醒他可能面临的压力;充分展示赔审员不同意见,但将涉及人身攻击的评论筛除。

  一位赔审员说,这次的结果令她开心。自第一次赔审仓促结束,她一直在担心,多数赔审员是否会出于自利,不愿出钱而刻意反对救助。

  有相互宝的员工觉得,很多用户是在焦虑。“想保障自己,同时想帮助他人,但也害怕被欺骗。”

  相互宝目前已救助的上千人中,不乏令人唏嘘的案例:武汉一名9岁的女孩,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,手术需要70万元,父亲每月收入只有3000元,还不够孩子输血。30万元互助金送到,1个月后,这家人又打来电话,“能再帮帮忙吗,手术费还是不够……”

  南京一名工作不久的女孩因车祸重度昏迷,至今已6个月,历经3次开颅手术。至今仍躺在医院,父母每天守在床边,为其按摩,等待她苏醒。

  “没有办法……”一位负责探访这些家庭的女员工说,只能给到30万元,对不少家庭仍是杯水车薪。

  世界顶尖再保险机构、瑞士再保险公司调研称,仅2017年,中国健康保障缺口便达8050亿美元。这8000多亿美元的缺口,让一部分家庭因病承压、负债、破产;另一部分病人则因此放弃治疗,甚至死亡。

  张卫平家的赔审过去一个多月了,网上已不再有人讨论这事儿。钱在7月初到账,张卫平给相互宝写了一封感谢信,“好歹今年的费用有了。”

  他在电话里貌似轻松地说,“女儿又好了些”“大难之后必有后福”。医生告诉他,女孩的恢复少则一两年,多则三五年,每天大概要花费800到1000元。

  “赚钱吧!”于是,他重新找了工作,也一度发起了众筹,在朋友圈发很长的文字,说“给大家鞠躬致谢”,募得了几万元。再然后,他能依靠的,就只有自己了。

  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 程盟超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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